生态承载问题突出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与生态的关系、生态与民生的关系
二次调查数据显示，与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相比，我国土地利用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多年来，国家积极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建设，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全国因草原退化、耕地开垦、建设占用等因素导致草地减少达1.6亿亩，具有生态涵养功能的滩涂、沼泽减少10.7%，冰川与积雪减少7.5%。局部地区盐碱地、沙地增加较多，生态承载问题突出。
刘彦随认为，总体来看，二次调查土地利用变化反映出的生态环境形势仍很严峻，显示了我国生态空间被挤压的问题日趋严重。在他看来，任何生物维持自身的生存与繁衍都需要一定的地理环境条件。生态学通常将某物种所需要或占据的环境总和称为生态空间。山区、林区、湖区及农田、草原、湿地等地域类型蕴含着地表主要的生态空间，承载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命支持服务的基本功能。而我国地域类型复杂、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突出，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的类型多、范围广、影响大。刘彦随表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与生态的关系、生态与民生的关系，切实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既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长期面临的战略主题，也是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
城乡生态空间被过度挤占
一些地方在地方利益和发展冲动的作用下，对生态建设重视不够，牺牲了生态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取得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取得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城市扩张规模，过度挤占了对城乡生态空间。刘彦随分析，城乡生态空间被过度挤占，突出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由此带来耕地“占补平衡”的巨大压力，不少地方占优补劣、占近补远，补充耕地时上演“围湖毁林”、“上山下滩”。
二是城市快速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直接占用或破坏优质农田、河湖水面，导致城郊区、开发区周边重要生态空间迅速萎缩甚至消失。
三是我国东北林区、西北草原、西南山地等生态脆弱、发展滞后区域，缘于农牧民生计需要，就地开垦林草地、山坡地，造成对脆弱生态空间的直接侵占。
四是滩涂围垦、填海造地、开山造城等一系列大开发活动，剧烈改变湿地、山地生态系统的稳态结构和自调节功能，引发生态环境退化。
刘彦随承认，上述问题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是特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但他也不客气地指出：“中央一直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事实上，一些地方在利益和发展冲动的作用下，落实中央要求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对生态建设重视不够，牺牲了生态利益，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刘彦随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这个问题上，来不得任何讨价还价。
健全生态管控体制机制
科学划定生态红线、全面推进生态补偿、强化生态工程建设、切实践行生态民生、推进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切实保护生态空间，建设生态文明，事关发展大局、民生大计。刘彦随认为，当下应在健全生态管控体制机制上狠下功夫。
管控机制层面，科学划定生态红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在查清生态国情和诊断区域问题的基础上，系统开展生态空间规划，严格划定生态红线，将保护界线落到实处。开发建设时，必须坚持“四不开”，即水源涵养地不开、退耕还林地不开、灾害易发地不开、偏远难用地不开。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机制。
制度创新层面，全面推进生态补偿。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强化生态优先理念，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保护价值化评估制度。实行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加快生态资源资产化制度创新，优先推进重要生态区的生态保育与民生保障建设，创建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投入、多群体受益的生态建设制度体系。将生态空间保护纳入考核体系，落实主要领导责任制。
工程措施层面，强化生态工程建设。深化退耕还林生态建设的科学试验和工程示范，有针对性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有序推进林草区、陡坡区、滩地区“三区”边际耕地的“退还工程”和生态综合治理工程。重在调结构、优布局、增效益，鼓励发展与乡村经济、农民增收攸关的经济林业、人工草业和其他特色生态产业，促进生态建设、生产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协同共进。
社会认知层面，切实践行生态民生。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进公民责任意识，让生态伦理、生态安全的科学认知深入人心，为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有序实现耕地等资源的休养生息营造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
刘彦随特别指出，保护生态空间、优化国土格局、建设美丽中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二次调查的相关数据反映，我国有1.49亿亩耕地位于东北、西北的林区、草原以及河流湖泊最高洪水位控制线范围内，以及25度以上陡坡等生态保护屏障和生态脆弱区，这为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湿，推进生态修复与生态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由于这一过程涉及耕地的保有量，尤其是所在区域农民、牧民与森工的长远生计保障，所以必须纳入统一的规划和计划管理。”刘彦随强调，“事关民生，绝不可以想退就退，想怎么退就怎么退。”
刘彦随表示，只有推进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强调生态的适宜性、开发的适度性、环境的适应性，对挤占生态空间说“不”，才能科学实践“生态空间山清水秀”，逐步实现国富民强“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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