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测绘在作战指挥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军在创建初期，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专职的测绘人员，因此也没有条件进行军事测绘工作。在早期的游击作战中，主要是靠当地人民群众做向导，或是用一般的地图指挥行军作战。后来，随着军队的发展和作战的需要，我军开始标绘了简要的军事要图，但都不是很准确。
因此，时任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在对学员的一次讲课中这样说过：“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没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了方向”。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说过：“识别和运用作战地区的地形环境，对于指挥员来说至关重要，运用地图识别地形、地物是指挥员的基本功”。
在1933年时，根据军事指挥和作战实际的需要，我军开始设立战场测绘机构，中革军委在作战局下成立的地图科，这是我军最早的测绘机构。但由于缺少测绘技术人员和测绘器材，地图科的工作人员主要承担相关的作战保障工作，没有技术和能力进行军事要图的标会和印制。所以，军事指挥作战需要的地图极度缺乏。时任红3军军长的贺龙在一次对部队的讲话中，就要求官兵特别注意收集地图，并强调说：“找到1份地图，比缴获10挺机枪还重要。”
后来，红6军团在长征途经贵州的旧州城，在扣押镇远教堂的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时，发现了他随身携带了一幅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这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等于是无价之宝和指路明灯。军团长萧克便让这位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把地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都翻译成中文。后来，红6军团就是靠这张地图走出贵州。可见，地图在红军时期的珍贵和重要性。
我军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测绘，是在长征途经遵义时开始的。因此，在军史上也称之为“遵义测绘”，这也是我军组织作战部队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的战场测绘。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后，根据红军长征进行大规模行军作战和准备在遵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需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8日即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为与敌进行战斗，创立新根据地，对于现地区的地形道路应迅速侦察测绘并制图送军委”，电示并明确要求：测绘制图要以贵州1：20万地图为依据校正测绘，比例尺均为1：2.5万;以师或军团为单位组织，分期分组进行测绘;军团和师司令部在某地域停留1天以上即须测绘地形。同时，还区分了各军团和军委总司令部的测绘范围。其中，遵义新老城区及周围地形略图测绘由作战局地图科负责。
据此，军委作战局地图科立即行动，把地图科仅有的6名人员划分2个小组，以桐梓至贵阳公路为界，以遵义新老城之间的小石桥为高程起始点，分工负责。在城区用导线测量控制点，在郊区用交会法测绘简易地形。此次测绘，地图科用6天时间，突击完成了南北长30千米、东西宽25千米范围的地形测绘。随后，地图科又指导协助各军团完成所担负的侦察测绘任务。在此较大规模测绘的基础上，中央红军首次成功绘制了以遵义为中心，东至绥阳、凤冈、印江;南至息烽、贵阳;西至古蔺、叙永;西北至习水、赤水、合江、泸州;北至桐梓、松坎、重庆等地，方圆数百里的交通路线图。
1935年2至3月间，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利用“遵义测绘”的地形略图和路线图，声东击西，征南战北，四渡赤水，取得了长征以来连续作战的胜利，并扭转了长征初期被动的局面。
“遵义测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次范围最大的战场测绘，在当时作战频繁、设备简陋、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各级测绘人员千方百计搜集资料，冒着炮火硝烟，调查兵要地志，精心绘制军事地图，虽然时间较短，测绘地形略图不是很精准，但在后来的作战指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我军后来的测绘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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