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童庆禧：我国遥感技术应用领域先驱，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遥感技术与应用专家。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所长。
日前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60号文件，更明确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空间领域。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商业遥感卫星领域会孕育哪些深刻变化?未来，将会出现哪些类型的创业公司?谁将成为商业遥感领域的新主角?让我们倾听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禧对遥感卫星发展及其商业化的解读。
以下是采访摘要(未经本人核实)：
遥感企业家需要具备胆识和创新能力
记者：很多企业在成立和运营过程中，不具备像您这样学术地位很高的专家。他们想切入这个领域是不是很难?
童庆禧：第一，我认为企业家的胆识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例如我之前不抱有很大期望的电子商务，马云的创新理念非常重要，他能够抓住机遇。支付宝这种创新的理念，使得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现在我国也主张科技和产业结合，因此很多企业都组织了专家工作站，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如果真正能用好，它可以吸收本领域的有关专家，可以把它运作成一个知识库，是智库的作用。企业不是只能内部培养的专家，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配。
这两点可能对很多企业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一点，企业家没有这个胆识还是不行的。
记者：国内民营企业在进入遥感卫星领域，除了需要企业家的胆识和知识库之外，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童庆禧：必须要考虑市场。做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市场调查，了解市场行情，了解大家的需求。拿北京一号来说，如果应用在土地调查上，必须要做除去云层的。现在京一号每半年就可以得到一幅完整的图。以前可能3-5年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全国的图，而且费用还很高。
这就是市场需求，如果用于土地调查的图需要好几年才能拿到，可能期间的变化就太大了，用不上了。这就是市场需求的充分体现。
市场环境不完善，遥感企业需要坚持拼搏
记者：政府采购机制在遥感卫星领域尚未成型，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应对?
童庆禧：为什么国际上总有声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大程度上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
这并不奇怪，关键就是引导。另外就是靠时间，逐渐由时间磨合。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就30多年。实际上我们从90年代市场体制形成到现在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我们真正在市场经济上的发展还没有非常成熟。无论从人们的思想、理念、观念、行动或是政策上，都不够完善。
因此对遥感卫星企业来讲，它更是处在一种比较艰难的拼搏期，但是贵在坚持。所以我也非常佩服现在这些私营企业的领导，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互联网不一样，从业者采取的方法也不同。他们是领域不一样，目标也不一样。
遥感领域不可能出现垄断型的企业
记者：现在包括这些互联网巨头，像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企业规模已经比较大了。随着卫星发射成本的降低，您觉得他们介入这个领域的可能性有多大?
童庆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互联网市场和卫星市场不一样，卫星领域不可能出现一个垄断的企业，而且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市场份额。
所以我个人认为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分工，有自己坚守的阵地。比如说原来很多发展较好的房地产公司考虑介入这个领域，但后来发现回报率不高。遥感卫星应当对我们国家的民生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背景资料
全球遥感领域的四个发展阶段
谈到遥感卫星的发展历史时，童庆禧院士把我们带回到了世界大战时的萌芽时期。从上个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把当时很稀罕和昂贵的相机带到飞机上拍摄，也不能克服黑夜、天气和障碍物的阻挡，于是红外和雷达探测出现了。这个阶段是遥感的孕育期，无论是技术和理念方面，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主要是军事应用为主，遥感也是由军事需求刺激发展的。
第二个阶段是遥感发展的实验期，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这个实验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前苏联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虽然观测地球的目的没有达成，但它让大家知道了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二是美国1960年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来观测大气和云层。当时传回的图像叫气象卫星云图。
6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发射一系列飞船来对地球摄影，飞船上都带有遥感仪器。1972年美国发射地球资源卫星，来实施地球资源卫星计划。也就是我国家后来发射的返回式卫星，也称为国土资源卫星(卫星只有三天左右的使用寿命就要返回)。美国1976年发射第二颗卫星，更名为陆地卫星。70年代后期，世界各国都开始普及。法国发射了SPOT卫星，加拿大发射了雷达卫星，遥感变成了大家都可以用的东西。
第三个阶段是80年代后期的应用阶段。各国开始把遥感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在民用方面大规模推广应用。遥感的一个应用方向是科学领域，另一个方向是应用领域。这个时候无论是传输还是信息处理能力已经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处理系统。但对外销售的数据只是来源于各个国家的国家机构或事业单位。
第四个阶段是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遥感提高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分辨率的不断提高。美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是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卫星商业化的运行。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里面的海量用户和市场。除了政府，一些企业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
迫于形势，国内遥感企业需要急起直追
我国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之后马上推出了中国地球资源卫星计划。直到1999年中国才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因为当时和巴西进行合作，所以叫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至此中国才开始走自己卫星发展的道路。
而目前全球四大卫星导航定位，再加上日本、印度等区域性的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所以我国的北斗卫星要加快商业化步伐。如果不加快速度，就会被边缘化，形势所迫我们必须要加快发展。
遥感领域应借鉴国外的政府采购机制
谈到当前全球微小卫星的发展趋势，童庆禧院士带领我们追根溯源，分析其中原委。早期的卫星都是比较大的。美国早期发射的卫星基本都是1到2 吨重。有些大型军用卫星就更重了，有16到17吨。这些大卫星的成本巨大，几十亿欧元或者上百亿人民币的成本是小型商业公司承担不起的。
在美国，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小卫星这个概念。因为要发展商业化，就要用成本低的小卫星。
另外，分辨率要高，才能应用在产业上。比如修建铁路或房地产开发，如果分辨率高，到了1米、亚米级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例如可以了解环境、地质情况，甚至可以算出铁路的走向，这样才能产生商业价值。
于是美国提出“快、好、省” 这个概念。快，就是小卫星的研发时间可能也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它是一个系列。而一个大卫星往往要5、6年才能成形，研发周期要缩短。
另外大卫星的风险比较大，一般大卫星都用的是成熟技术。小卫星却可以用一些更先进的技术来制造，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这样一来，企业才敢去做，成本降低，所以门槛也就降低了。这样的产业化发展成为了国际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外，政府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还是拿美国为例，美国政府2009年发布了一个航天政策。其中有一条就是，凡是企业能做的事国家就不做国家应采取政府采购形式，采取服务外包形式，让企业为政府提供服务。这项政策激励了很多私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北京一号卫星是表现出色的试验田
从全球来看，整个遥感体系或者遥感技术、遥感应用、遥感业务体系，形成了三大体系。
第一就是军事体系，这个领域需要的技术水平最高，也是大家竞争最激烈的领域。第二就是国家行为，即公益性的体系、系统。就是国家为民众甚至是全球谋福祉，比如发射环境卫星和气象卫星等。比如所有国家都关心的全球气侯变化等。这个领域里各个国家的合作又是最紧密的，因为大家要交换数据来研究共同的问题。第三就是商业化系统，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卫星的质量、数据的质量、分析的质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商业化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进入商业化阶段以后，整个体系完整了，既有用于保证国家安全的，也有保证人民福祉的，还有能够获取利润的。这样一来，商业化从链条的前端，从技术的发展、数据的获取、分布，可以产生很多企业用这些数据去服务。这就是商业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国的卫星现在也逐渐在改善，从前用在资源勘察、环境监测上面的绝大部分数据都是从国外购买。我们一直想把这些数据用国产卫星替代下来，所以出现了北京一号卫星。另外，北京市采用了服务外包的形式，把很多市内的监测任务交给企业来做。比如农业监测等等，原来都是人力去实地监测，现在发现用卫星的效率其实更高。
北京一号是遥感卫星商业化在中国的一个试验田，它每年都在向欧洲等43个国家出口数据。由于它的出色表现，我们提出了第二个试验项目北京二号。(葛宇)
原标题：童庆禧院士：遥感卫星企业仍处艰难拼搏期，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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