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裴秀整理《禹贡地域图》时，到底记入了什么理论?这些理论有什么重要作用?他花多少时间才研究出来的?这与他两朝不倒又有什么关系呢?
两朝不倒只为地理研究
裴秀能在当时的环境下完成《禹贡地域图》，可谓奇迹。因为他生活在风云激荡的后三国时期，还经历了魏朝与晋朝的权力更替。只有正确处理与曹氏、司马氏集团当权者的关系，两边都不得罪，才有可能静下心来研究地理。否则，性命都难保全。裴秀的一帮同僚，如超级帅哥何晏、“智囊”桓范、忠臣王经等，都因为没处理好这个关系被诛杀;贾充虽一味讨好司马氏，一生富贵，但只留臭名于青史。
裴秀全身而退，并且在地理学在颇有建树，这足可见他的情商之高。一方面，他交往的人，都是诸如皇亲曹爽、权臣司马昭、皇帝曹髦等人，哪个都不好惹;另一方面，世人很认可裴秀，甚至包容他的缺点，比如他曾当面嘲弄口吃的发明家马钧，但人们只是一笑置之。
两朝不倒的首要原因，是裴秀出身高贵。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时期，出身很大程度决定着个人的前途。大族“河东裴氏”，在曹魏建国初年就显赫无比。大将军曹爽(注一)掌权，延聘裴秀为下属，世袭清阳亭侯。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曹爽是个糊涂蛋。心知肚明的裴秀在大将军府整日表面无所事事，私底下一门心思钻研地理。他的地理基础知识，都是这段时间学习的。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爽被杀，裴秀受牵连被免职。毕竟是大族，司马懿可不想树下这个大敌。
不到两年，安东将军司马昭(司马懿的次子，注二)聘请裴秀为司马，借此拉拢裴氏一族。与此同时，少年天子曹髦(注三)也常常请裴秀到皇宫东堂谈论学问，切磋文章，还尊其为儒林文人。
魏帝讨司马昭(连环画)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裴秀怎会不清楚曹髦对司马昭恨之如骨?这种情况下，裴秀夹在中间，做起两面派：在东堂只谈文学和地理，绝口不言政治;在安东将军府则反之。公元257年，魏国皇亲诸葛诞发动叛乱，司马昭亲自率军讨伐，裴秀当随从，一直献谋献策。平叛后，裴秀升任尚书，封鲁阳乡侯。
公元260年，曹髦被司马昭暗派的贾充所杀，少年曹奂被立为皇帝。裴秀看到魏国大厦将倾，便彻底与曹氏决裂，投奔司马氏。后来，朝廷改制度，裴秀负责修改官制，主持恢复五等爵制。他因功被封为济川侯。那些年，裴秀陷于政治斗争中，几乎没时间研究地理;偶尔空闲，也只是把有关制图理论的心得略作记录。
看惯世俗人情的裴秀，像一只盘旋的雄鹰，静静等待属于自己的食物。
机会终于来了。公元266年，司马炎称帝，代魏建立西晋。裴秀升任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次年，他升为司空，位列三公，主管工程、水利等。这下，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研究地理了。
正在绘图的裴秀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裴秀把前些年研究的理论知识总结起来，归纳为著名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经检验合格后，他又把此理论运用到《禹贡地域图》中，流传后世。
“制图六体”的影响力比《禹贡地域图》更大。所谓“制图六体”，即地图制图的六项原则，具体包括六方面：一是“分率”，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即现在的比例尺;二是“准望”，确定地貌、地形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是“道里”，用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是“高下”，即相对的高程;五是“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是“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制图六体”的前三条法则，阐述了地图的比例、方位和距离，是现代地图绘制不可缺少的数理元素。后三项原则论述如何正确表达两点距离的方法，即由于方向偏斜和将曲线变为直线产生的误差，将斜距化为水平距的改正(高下)，方位偏差的改正(方邪)和曲线改正(迂直，即曲直)，最后才能得到不带或少带误差的“飞鸟直达”距离。
“制图六体”是汉魏制图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制图学理论，它正确的阐明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关系，对中国西晋以后的地图制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理论一直应用到明朝末年，达1400多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地图(平面测量绘制的地图)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裴秀被称为“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奠基人”，可谓名至实归。（文/魏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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