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助力水利工程
1954年建成的官厅水库曾是中国解放后修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水电枢纽，为黏土心墙土石坝，坝高45米，库容20×108立方米。1955年就发生坝基及绕坝渗漏，并诱发喀斯特塌陷，而且塌陷已达黏土心墙，再发展下去，就会危及坝体。20亿立方米的库水，对京、津一带造成威胁。周恩来总理让地质部负责调查，地质部决定让卢耀如负责查明渗漏、塌陷的原因，为工程处理提供可靠依据。面对紧急任务，作为地质、水利和电力三部合组的官厅水库研究队的队长和技术负责人，卢耀如全力以赴，在短短15天内，15部钻机和两个抽水试验组就聚集在工地上。技术方面全由他负责：野外调查、布置钻机、抓现场实验、处理钻探事故。在勘探研究过程中，许多中外专家都曾前往指导，多种的看法他都反复考虑，极力在研究中予以检验。水利部傅作义也曾专门陪同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前往考察，李部长给了非常有益的指导并对他的工作予以嘉许。通过不断勘探、不断研究，在众多中外专家的纷纭意见基础上，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震旦系迷雾山矽质灰岩中岩溶管道水的3个渗流中心，及其对坝体和砂卵石基础造成潜蚀管通而诱发塌陷的机理。这一结论也被肯定和赞扬，为大坝及京津安全，以及河北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6年毛主席发表了诗词《沁园春》，充分反映出中央领导对三峡工程的极大关注，也使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掀起了高潮。而此时，卢耀如也结束了官厅水库的工作。1957年，他和三峡地质队员们一起跑地质剖面，进行水文地质动态观测，分析石碑—南津关碳酸盐岩坝区的各种资料和已有勘探成果。1958年初，他正式负责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测研究工作，将南津关坝区与火成岩的美人沱坝区相比较。那时长江三峡的装机容量可达3300万千瓦，被苏联专家称为世界上水电站的绝对冠军。当时日以继夜地勘测研究，以为三峡工程1961年就可上马，又正值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期，他们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在官厅，有时半夜还需上山了解钻探情况。
1960年5月，卢耀如(左1)与苏联喀斯特专家索科洛夫教授(左2)在长江三峡南津关坝区研究探硐中地质条件。
在长江三峡，胡海涛先生担任负责技术的总工程师，并具体领导美人沱坝区花岗岩风化壳及有关工程地质问题的研究，也对卢耀如南津关坝区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有关坝址比较等方面，卢耀如和谷德振先生、胡海涛先生等老一辈专家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争论，但这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学术交流。1960年5月，苏联喀斯特专家索科洛夫应邀到三峡及贵州等地对喀斯特水文地质特征方面进行考察，卢耀如和索科洛夫教授也有不同认识，经讨论索科洛夫教授同意了卢耀如的看法;后来，在贵州乌江渡，对于坝址选择也有不同看法，索科洛夫教授原先主张选上游白云岩坝址，卢耀如从页岩防渗及白云岩古岩溶作用及风化的角度，主张采用下游的石灰岩坝址，经讨论研究同意卢耀如的观点。他们虽然有争论，但相互尊重，也是友好的科学上的争议。有一次，为了争取证实自己的观点，卢耀如连夜从宜昌步行，又亲自划船前往前坪队，并拿到第一手资料，第二天再次和索科洛夫讨论时，他通过翔实的现场资料和扎实的理论分析，证实自己的顾虑是有道理的。索科洛夫不禁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在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林一山主持的欢送宴会上，索科洛夫教授曾过谦地向宴会主人说：“以后工程上问题可以找‘喀斯特卢’，他这方面懂得比我多，不必请我。”这是表示对卢耀如的赞许与鼓舞，后来这“喀斯特卢”就逐渐叫开了，但对卢耀如却是一种鞭策。
研究地质—生态环境，建言献策防灾减灾
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的状况决定了当时工程建设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工程的功能性上，而不太关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工程经验的积累和对环境意识的增强，卢耀如逐渐意识到地质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对地质—生态环境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了地质—生态环境应当从资源性及灾害性上综合考虑有关地质环境问题，并系统地探讨了喀斯特地质—生态环境的基本理论，揭示了主要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等)的防治途径，分析了主要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效应问题。80年代中期，卢耀如首先提出了我国西南石灰岩地区的石漠化问题，指出岩溶地区的无序、盲目开发加剧水土流失，造成岩石裸露嶙峋的岩漠化现象(石漠化)，是岩溶地区生态恶化的表现，并提出了岩溶山区经济开发的战略建议，大大推动了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的治理。
1999年7月，卢耀如在长江三峡巫峡地区进行危岩体地质灾害野外调查。
90年代初，三峡工程计划再次正式启动，卢耀如直接向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提出建议，强调要注意诱发地质灾害、水库泥沙淤积和水质变异等问题，要进行三峡库区环境地质方面的调查研究，他送给上级领导部门的建议中强调了三峡工程关键问题在于库区移民及保护地质—生态环境问题。1997年三峡长江主航道截流时，卢耀如及时向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提交了《关于长江三峡工程库区地质—生态环境保护与上游系统性工程的建议》。1999年7月，卢耀如在三峡巫峡危岩体崩塌事件调查后，提出防治方案和应急措施，并向中国工程院提交了院士建议《建立地质灾害快速反应机制，以保障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2001年重庆武隆发生1.5亿立方米滑坡灾害，造成79人死亡事件，作为国务院调查组的第一位专家，他科学地认定了该滑坡灾害的性质，强调了治理地质灾害的重要性，并提出院士建议。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三峡库区诱发地质灾害的评价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2003年，卢耀如撰写了《地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西南地区及邻近岩溶地区发展途径》，对西部大开发防灾兴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该论著被岩溶专家宋林华认为是“一部喀斯特的重要之作”。2014年，他对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被收录进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三峡工程》一书中。
为了满足工程需要，调查区域地质规律性，卢耀如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岩溶角落，西南贵州、广西岩溶地区的大坝建设难题和东北以及黄河等很多建设难题，都是他亲临现场解决的。每次遇到紧急任务需要突击解决，他一定冲在前线日夜奋战。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后，卢耀如就到震区进行野外调查，并针对震后应注意的地质环境效应与诱发地质灾害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建议环保部门应高度重视生物灾害链，开展相关监测工作。同时，应制定地震及其他气候条件下灾害链的预案，以减少相关损失，并对如何在环保方面进行防治，建立防范地质灾害引起环境灾害的长效机制等方面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议。
2008年5月，卢耀如在汶川地震后考察时，在映秀中学倒塌校舍前留影。
卢耀如院士以国为家，以振兴我国地质事业为己任，在六十余载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中兢兢业业，求真务实，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始终把握科学研究发展方向，爬山涉水，大力开展野外调查研究。他时常告诫他的学生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科学真谛验于实践，伟业大厦稳在基础。”他这种坚忍不拔的钻研精神，求真务实、一丝不苟、上下求索的治学态度，以及处境再难也不气馁，始终坚定不移地向远大目标迈进的斗志和时刻对国家利益负责的为人风范，值得我们年轻人崇仰与学习。
(作者刘琦系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下建筑与工程系副研究员;作者张薇系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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