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两朝舆地测绘的推进
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帝的舆地测绘事业。雍正年间，清准大博弈的军事行动频繁，推动着大地测量和地理信息收集。在康熙朝钦天监大规模测绘的基础上，雍正朝舆图测绘的工作重心转到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根据钦命和军机需要制作各种专门用途的地图或者区域图。一七二七年以前，舆图绘制在内务府造办处下附属于自鸣钟修造处，一七二八年起，内务府造办处下成立了专门的舆图处。
雍正朝测绘的成就是，吸收西方地理学新进展，加入新收集的资料，使用新的投影法制成《雍正皇舆全图》。《雍正皇舆全图》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超出实测范围，在康熙图基础上向北向西扩大，北到北冰洋，西到奥斯曼帝国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西南到印度洋，实际上是一幅亚洲大陆全图。雍正图的国内部分是以康熙图为基础，根据建置情况进行修订增绘，尤其根据贵州改土归流的进展补上了苗疆地区的空白;国外部分则是参考从耶稣会渠道和俄国渠道获得的外国图籍资料而成。雍正图的地名注记，比康熙图增多三分之一。康熙五十八年铜版《皇舆全览图》是梯形八排的结构，而雍正七年(一七二九)《皇舆全图》刻版以纬差8度为一排，有直格十排，因此又名《雍正十排全图》。
《雍正十排全图》局部(来源：cnki.net)
所谓投影法，就是把地球圆形表面的全部或部分压缩到一个平面地图上。投影法的思想最早出自古希腊的地圆学说中。康熙图使用桑逊投影法(等积拟圆柱投影)，除北京所在的中经线与纬线相互直交外，其余经纬线皆相互斜交。而雍正图改为墨卡托投影法(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经纬线完全直交，因此又名《皇舆方格全图》。尼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于一五六九年发明墨卡托投影法，但是其所蕴含的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理论要到到一五九九年才由赖特(Edward Wright)的《航海中的某些错误》一书清楚揭示出来。墨卡托投影的地图上，长度和面积变形明显，但优点是球面上的等角航线(loxodromes)在平面图上被表示为直线，也就是保持了航线方向和相互位置角度关系的不变，进而可以绘制出有关风向的恒向线(rhumblines)。因而墨卡托投影的地图常用作航海和航空的领航图。如果循着墨卡托投影地图上两点间的直线操作航行，方向不变可以一直到达实际目的地，它给船舰和航空器在航行中辨别航向带来很大方便。
墨卡托投影法在西方得到普及应用要到一七〇〇年前后，此时法国皇家工程队的海图测绘就全面采用了墨卡托投影法。《雍正十排全图》改用墨卡托投影法，也是这一地图学潮流的体现。很明显，《雍正十排全图》使用墨卡托投影法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要保证清廷在战略部署和清军在沙漠戈壁草原行军时方向辨别的直观简易性。沙漠戈壁草原中的交通犹如航海，除了要考虑距离长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辨别方向。蒙古人传统的方向观，就是根据风向而定的，这与墨卡托投影法中有关风向的恒向线观念正好契合。沙漠戈壁草原中，距离长度使用类似《郑和航海图》一样的传统交通图就能解决，而在清廷较广泛使用自鸣钟和基本天文仪器的情况下，墨卡托投影的地图能做到方向辨别和定位上的一目了然。墨卡托投影地图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它可以跟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小范围简易地图实现衔接，在战争中切换使用。因而《雍正十排全图》所使用的墨卡托投影法，经常被误认为是退回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法。实际“计里画方”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地球曲率和投影问题。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有关西域新疆的分区图只有《哈密全图》和《哈密噶思图》，康熙和雍正两朝在西北方向的实测都只到哈密地区。一七五五年清准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乾隆帝于一七五六年诏令汇集学术团队编纂《皇舆西域图志》，采用实测考察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来收集资料，于一七六二年成第一稿。《皇舆西域图志》编纂过程中，乾隆帝于一七五六年和一七五九年两次派遣团队测绘西域舆地，在天山南北实测将近九十个地点，完成西域新疆的分区地图。《皇舆西域图志》和西域新疆地图，往往将清代地名与汉唐地名一并标注，将图中所绘之地与传统史志记载建立对应关系，同时突出新疆的交通台站体系和新建政区，体现清政府对新疆的军事控制和管辖治理。在西域新疆地图和一七五〇年新版西藏地图的基础上，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从海外收集了中西亚地区的地理资料，于是乾隆帝任命钦天监的法国教士蒋友仁主持续编和修订康雍时代的《皇舆全图》，于一七六〇年完成木刻版，次年成乾隆二十六年铜刻版《皇舆全图》。
一七六四至一七八四年，乾隆帝实施另一项国家工程，修订续编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在此过程中出现康乾舆地测绘的最后一笔，即一七七二年钦天监团队完成测绘帝国西北角——唐努乌梁海地区，制作分区地图。随后乾隆二十六年《皇舆全图》得以修订，于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前后制成最终的铜刻版《乾隆皇舆全图》，铜版共一百零五块。地图不仅是地理状况和地理观念的反映，也是政权建构和法权意识的表达。这一最终版的《乾隆皇舆全图》成为清代极盛期疆域的标志与皇权的象征，乾隆帝通过地图语言表达了他实现皇清一统、海内归一的文治武功。
《乾隆内府舆图》铜版之一(来源：dpm.org.cn)
《乾隆皇舆全图》改回使用桑逊投影法(等积拟圆柱投影)，比例尺约为1∶140万，以纬度5度为一排，共十三排，故又称《乾隆十三排图》。乾隆图与雍正图的广袤四至是相同的，都是亚洲全图，“南至琼海，北至俄罗斯北海，东至东海，西至地中海，西南至五印度南海，合为一图，纵横数丈，而剖分为十三排，合若干叶，每叶著明经纬度数 ……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者也”。但是乾隆图收入的地理信息比雍正图丰富得多，号称“传三十六国之规模，宏二千余年之声教”，所以《乾隆十三排图》又称《天下舆地全图》。《乾隆十三排图》制成铜版后印制很少，藏于内务府舆图房秘不示众，所以后人称为《乾隆内府舆图》。
在中国古代，一方面是军事机密的定位，一方面是天文堪舆的神秘主义传统，使得高精确度的地图，多被官方归为不可轻易示人的“内府秘图”，一般百姓无缘目睹。康乾舆地测绘的技术和过程，作为军机而秘不外宣，当时并不为国人周知。清代三大实测地图集作为国家机密，深藏内务府，仅限军机高官才可一睹。清朝中期的地方政府和民间学者在绘制地图之时，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形象绘法，近代测绘技术和地理科学未能在社会上普及并推动中国地图学整体迈向现代化。在数量上，传统地图仍然是清代地图制作出版的主流。
相反，参与康乾舆地测绘过程的法国教士，将康乾舆地测绘的资料和中国地图带到欧洲后，没有进入中国民间的官方地图，反倒在欧洲广泛传播，进入各种地理图书。十八世纪法国波旁王朝的皇家首席地理学家唐维尔(D’Anville)，利用耶稣会教士传回欧洲的实测资料，绘制出了精确度非常接近现代地图的中国地图。这些中国地图最先作为插图，发表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上，一七三七年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名为《中国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唐维尔中国地图是西方地图学走向近代科学的代表性成果，自问世以来，就被西方作为有关中国和东亚的权威地理资料，直至十九世纪中期才被更精确的地图所取代。
《中国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1737)中的地图
“疆域国家”与国家治理技术的改进
十七和十八世纪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治理技术高度发达，地理测绘技术也独领世界之风骚。康雍乾三世的舆地测绘，都从法国天主教会引入了当时前沿的测绘专家，应用了当时欧洲最新的地理科学和测绘技术。这里凸显的是，如此规模的测绘工程需要一个起支撑作用的庞大系统组织，也就是政权所代表的综合国力，因此康乾舆地测绘是一项反映着清帝国上升过程的国家地理工程。从国家治理技术的发展来说，十八世纪分别发生于东西方的康乾舆地测绘和法国国家地理测绘，是当时领先世界的两大国家地理工程。
持续时间超过一个甲子的康乾舆地测绘工程，产生出清代国家地理乃至全亚洲地理的三大实测地图集，形成了以往中国地图史上不曾有过的高峰。
上述专业化治理技术的引入，一方面是传统学术中自先秦以来的实学积累在清初的勃发，另一方面是晚明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和西欧商业势力东来所带来的近代科技更新和理念更新。此中当然也有历史的偶然性。康熙时代的清政权处于上升期，整个政治精英层有一定的进取心来容忍甚至接纳外部知识。康熙帝本人勤奋聪颖，励精图治之余喜欢钻研实学。他通过耶稣会教士阶层涉猎跟进西方天文、历法、地理、数理等知识进展，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康熙帝一首《咏自鸣钟》诗中有“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的说法，明确反映了他对西方知识的开放态度。
有论者提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此一过程由三个关键环节所构成：首先是清代前中期的多族群疆域国家的打造，这个打造是超越西方的帝国概念的;其次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从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最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的肇建(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疆域国家”概念是社会科学回溯历史资源后的一种理论重构。康乾舆地测绘作为一项国家地理工程，更是“疆域国家”的题中之义。清代前期引入的一系列帝国治理技术，都可归入这个“疆域国家”的范畴下。一旦康乾时代清廷官方清楚表达了“中国”概念是多民族统一体之后，这种观点就在地理学和地图上反映出来。清政府通过洋为中用的测绘技术来制作和收集国家地理信息，通过国家地理信息来证明大清的版图组成部分，为国人后来普遍接受现代中国的疆域远超过明代疆域这一观念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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